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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藝術學習的方法多種多樣,演奏靠聽原聲帶,繪畫靠臨摹和寫生,但書法似乎無“生”可寫,所以,古人和當代人學書法的方式是一樣的,都是靠臨摹字帖。
雖然都是臨摹,但因為學習條件的差異,具體方法還是有所區別的。給您看一條史料就明白了?!段菏欏ご扌吩兀?br/>“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,并以博藝著名。諶法鍾繇,悅法衛瓘,而俱習索靖之草,皆盡其妙。諶傳子偃,偃傳子邈;悅傳子潛,潛傳玄伯,世不替業?!?br/>說的是十六國時期有崔悅和盧諶二人,崔悅學西晉的衛瓘,盧諶學曹魏的鍾繇,但又共同學西晉索靖的草書。衛、鍾、索三人的書風在當時是主流,崔、盧二人并非親承教訓,而是通過臨摹三人法帖提高書法水平。(清河)崔、(范陽)盧兩家本就是北方的大家族,在二人“皆盡其妙”之后,又都成為重要的“書門”,于是,家族內部的子弟紛紛受崔悅和盧諶親炙,將他們的書法傳承下去。所謂“世不替業”,兩家在進入北魏后,依舊擁有自己的書法代言人如崔浩、盧淵等,這便是家傳的書法技藝。
綜上,一般人靠臨摹,二代、三代在家長教育下臨摹,區別就在這兒,各個時代情況也都差不多。謹供您參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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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魏碑書風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。
一般來時,我們把北魏的碑刻及造像記統稱為“魏碑”,有時也可涵蓋部分十六國和東魏、西魏、北齊、北周的碑刻。魏碑風格十分多樣,籠統而言,可以從時間上分成兩塊:平城時期和洛陽時期。兩者以孝文帝拓跋宏主持遷都洛陽(公元494)為分界。
整體來看,平城時期的碑刻結字更為奇古,因為上距漢魏不遠,字形中隸書的孑遺還很多,典型者如《嵩高靈廟碑》《皇帝南巡之頌》《司馬金龍妻欽文姬辰墓志》等,碑與碑之間風格差異較大。而遷洛之后,孝文帝力主漢化,書法也向南朝靠攏,風格漸趨統一,變得秀勁峻拔,這一時期典型的作品就有您舉出的《張猛龍碑》《楊大眼造像記》,以及《張黑女碑》、一眾元氏墓志等等。這是就整個社會的書寫風格而言。
然而,即便洛陽時期的碑刻較之平城時期規整不少,但相比隋唐碑刻仍然堪稱“每碑各出一奇,莫有同者”,我想在這當中,刻工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??坦に降牟鉅?,直接決定了從墨跡書寫過渡到碑刻過程中,字體發生形變的多少。這一點在佛教造像記中體現的最明顯?!堆畬笱邸肥粲謚摹傲哦貳敝?,二十品中有19處位于龍門石窟古陽洞內,它們的刻制時間或有先后,但彼此風格之大相徑庭令人驚嘆。這是因為佛教造像記往往直接由工匠書丹,有的甚至直接跳過書丹環節,取刀便刻。對人手而言,運刀的不可控性自然大于運筆,再加上石質的差異,最終呈現的效果必定是千姿百態。而像《張猛龍》這類巨大的石碑,它的刻制是相對成熟的,其風格在魏碑中并算不上“奇”,只是清代以來曝光度比較高而已。風格最統一的便是諸方皇家墓志,如《元倪》《元暉》《元淑》《司馬顯姿》《高湛》等,它們之所以風格接近,且大多端莊秀麗,便是因為身份高貴,書丹、刻制皆良工故也。
順帶一提,魏碑同時的書寫習慣我們已經不難了解,可以參看《高昌墓表》(紫禁城出版社,2010),以及大同、洛陽等地出土的漆畫題記。若資料零散難以找到,不妨購置一冊已故的殷憲先生所著《北魏平城書?!罰ㄎ奈锍靄嬪?,2017),則可對經典碑刻之外的北魏書法擁有全面認識。
以上,謹供參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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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如您所說,魏晉南北朝石刻風格多樣,是學習書法的豐富養料,但也會給我們造成困擾。
不同于經典唐楷碑刻的莊嚴規整、刻工精良,大多數魏晉南北朝石刻刻工并不是很好,以至于較原本字形相去甚遠,臨摹者難以入手,故而啟功先生有“學書別有觀碑法,透過刀鋒看筆鋒”之訓。我認為,啟先生這句話要分學術和藝術兩種視角看待。
首先,就學術而言,“透過刀鋒看筆鋒”在當下是比較容易實現的。單就魏晉南北朝石刻來說,我們擁有高昌墓表、敦煌寫經、漆畫題銘、吳晉簡牘等數種資料可供參考,這在考古工作尚不科學、網絡媒體并不發達的年代是難以想象的。所以,借助這幾種材料去學術地復原石刻原先的墨跡狀態,并不困難。啟先生本人即得力于敦煌寫經甚多,他以寫經筆意寫唐碑便是很好的嘗試。
然而,對于書法藝術而言,學術地復原并不是唯一路徑。我們還必須學會藝術地看待石刻。
魏晉南北朝石刻固然有因刻工粗劣導致筆法乖戾、字形支離的例證,但正是這種不可控因素的存在,才讓石刻文字呈現出多樣的面貌。如果一味地用墨跡復原“筆鋒”,那么書法學習就容易變得單一、無趣。清代以來不乏學碑高手,如伊秉綬、趙之謙、何紹基、于右任、徐生翁、胡小石、林散之、馬士達、華人德等,他們都沒有走“透過刀鋒看筆鋒”的路子,卻仍能分別達到不俗的藝術境界,可謂千人千面,極具辨識度。清人姚孟起云:“古碑貴熟看,不貴生臨,心得其妙,業始入神?!保ā蹲盅б洳巍罰┪蟻胍殘硎墻獯說賴囊桓苯蹌?。我們在臨摹的時候,需著重留意碑刻的空間布白,多體會其不落俗套的字勢,借鑒前人學碑的經驗,下筆時拋開教條,久而久之,自然能對碑刻中可學與不可學的部分有所揚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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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有力的沖擊了清朝封建政權在江西的統治勢力,但是太平軍與清軍在江西各州縣長時間的交戰,其戰火硝煙給江西社會和民眾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和損失,而而清朝中央政府為了鎮壓這場運動,也采取了種種措施,其對江西近代經濟產生了一定的破壞和影響。
首先表現在農業生產方面,北宋時期,江西的漕糧數量占全國總量的1/4,清雍正時期,在其諭旨中也曾出現“廣東之米,取給于廣西、江西、湖廣”的描述,但是據江西各地的府縣地方志記載,清軍與太平軍在江西交戰,對當時的鄉村破壞非常嚴重,人口死傷較多,田園荒廢。而當時,湘軍集團為了籌措軍費,采取“籌餉以江西為本”的政策,使得當地農民陷入了極端的貧困。戰爭之后,由于沉重的賦稅又是農民,得不到休養生息,幾乎喪失了恢復發展農業生產力的機會和能力,曾有“魚米之”鄉鄱陽湖平原,在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后,呈現出一片蕭條景象。
其次,太平天國運動還阻礙了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。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,江西形成了樟樹、吳城等重要的工商業市鎮,由于江西處在大運河——長江——贛江——大庾嶺——珠江,這一古代社會的南北黃金水道之上,明清兩代商業貿易,還是相對比較繁榮的。但是無論是太平天國運動時期,太平軍在江西的巨額軍費征收,還是還是恢復統治秩序后清政府厘金等稅賦的征收,使貨不能暢其流,從而抑制了江西的商業資本發展,削弱了民間工商業的發展后勁,從而阻礙了江西經濟的發展。
簡而言之,太平天國運動是近代江西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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